五四运动期间,是中国近代文学的兴盛时期,各种文学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,其中尤以文学研究会的声势最为浩大。
可到了1930年前后,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已经结束。文学研究会的会刊《小说月报》,也在去年遭到国党上海党部的警告。发行单位商务印书馆怕惹事,也各种打招呼干预,导致很多文章都不能在《小说月报》上发表。
渐渐的,《小说月报》失去了对作家、以及文学青年的号召性。主编郑振铎、叶圣陶等人,面对此种情况无能为力,他们在今年底就会离开商务印书馆。
与文学研究会一样,如今大多数文学团体都处于茫然阶段。
一方面,北伐胜利后中国的社会现状,让作家们不知何去何从,一下子失去创作激情;另一方面,国党对文学作品的高压管理,又让作家们受困于种种限制,不敢再像以前那样畅所欲言。
就是在这种情况下,文学界的有识之士联合起来,在共党的领导下,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,并创办机关刊物《萌芽月刊》。
不管是左翼作家联盟,还是《萌芽月刊》,都让中国文坛为之一振,许多作家再次爆发出创作热情。
国党对此是非常警惕的,由于左联作家成员散居各地,许多人还住在租界里边,国党暂时还不敢、也没能力胡乱逮捕。但《萌芽月刊》却受到国党的严密监视,但凡这本杂志刊登言论出格的作品,立马就要被查封。
历史上,北方左联都还未正式成立,上海的《萌芽月刊》就遭到查封,仅仅只发行了五期。
但这没什么大不了,第六期《萌芽》改头换面,改名为《新地月刊》继续发行。《新地月刊》发行1期再遭查封,可左联的机关刊物却越封越多,不仅有《拓荒者》、《巴尔底山》、《世界文化》、《前哨》、《北斗》等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,还有秘密发行的《文学生活》等杂志,亦有左联成员以个人名义出版的《无名文艺》、《文艺》、《新小说》等刊物。
甚至连日本,都有左联东京分部创办《东流》、《新诗歌》和《杂文》。
面对如此情况,国党根本就管不过来,因为遍地都是左联的相关刊物,甚至连一些老牌报纸都有左联的专栏和附刊。
周赫煊以“夜风”为笔名发表的《我爱这土地》,便刊登在《萌芽月刊》第5期,也即是最后1期。这首诗一经问世,便迅速被传颂开来,包括许多跟左联无关的诗刊都纷纷转载。
夜风,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诗人,一下子变得广为人知。
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?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”这两句诗也被许多热血青年抄写在笔记本上。
甚至有一本新创办的文学刊物,受到这首诗的影响,专门取名叫做《土地》。
上海,石库门某亭子间内。
鲁迅、丁玲、胡也频、柔石等人共聚一堂,吃着梨子、磕着瓜子聊天。因为《萌芽月刊》刚刚被查封,他们聚拢来开个短会,非常愉快地把新刊物定名为《新地月刊》。
鲁迅深吸一口纸烟,摁灭烟头问:“那首《我爱这土地》,到底是谁写的?”
“对呀,完全没听说过‘夜风’此人,”丁玲好奇道,“这首诗写得真好,该不会是哪个刚开始创作的新人写的吧?”
柔石神秘兮兮地笑道:“夜风是某位大学问家的笔名。”
“我猜到了。”鲁迅并不感到惊讶,因为他就有好几十个笔名,许多内容敏感的文章只能用新笔名来发表。
这在民国文坛是极为正常的,相当于后世混论坛、贴吧,你没有一堆小号马甲,都不好意思出来见人。
“谁的新笔名啊?”胡也频问。
“你们猜。”柔石笑道。
“快说,快说,别吞吞吐吐的。”丁玲催促道。
在座诸人,除开鲁迅全是赤党,鲁迅说道:“既然人家不肯公开身份,那还是别问了。”